金观平：风光大基地管建还要管配

[6]这一提法目前已经固定下来，成为标准讲法。

于是，一些新型的民法典逐渐被制定出来。的确，时代的发展市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再不像过去那样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第一，在一本过厚的法典中分门别类地将各种内容放入，与将各种内容分门别类分册成典之间究竟会有多大的区别？第二，制定一部所有的法律关系无所不包的巨大法典是可能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应该分门别类，各司其职，相互协调。

因此，一般界定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应该是977条。同时，行政机关在互联网运营过程中对其进行监督，并在适当的情形下提出警告，甚至在更必要的时候处罚、取缔它。但并没有把整个的关于消费者合同的制度都纳进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必须加强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形成对黑恶势力进行严厉打击的压倒性态势，要打早打小，加强情报收集，精确摸底，除恶务尽。为此，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在民事权利救济的相关制度上清楚确定责任分担。

在某种意义上，不论是在民法体例，还是在民法相关具体制度构造而言，当代主要的民法发展都是对罗马法的阐释、发扬与传承。大陆法系影响下的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自不待言，即使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英美法系，都非常注重罗马法的传承与发扬。所以，宪法第87条的规定是我国的权力属于人民的一种体现。

[27]我国《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以下拟逐一分析上述两个论据。对于许崇德教授等将宪法第35条解读为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政治自由的宪法学者来说，其本身是从本质论政治自由角度理解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的，因此排除了关系论政治自由的影响。[26]在我国宪法文本上，基本权利的但书条款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概括性但书条款，比如宪法第51条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

其二，宪法第41条的但书条款并非蕴含着绝对保护的逻辑，相反，该条但书条款是对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权的特别限制，是制宪者基于文革教训所作的特殊安排。[18]另一方面，将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解释为政治权利是出自全国人大的权威解读，具有高度的民主正当性。

[25]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页。徐文上述第二个结论认为中国宪法学界并没有能自觉意识到关系论政治自由和本质论政治自由的区别，因此将宪法第41条保护的政治自由融入到了宪法第35条之中。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指的是我国人民有权对国家和社会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讨论各种问题，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对国家机关活动提出批评。其三，该条款仅受自身但书条款的限制，[20]但书条款是一个隐含着绝对保护逻辑的限制条款。

倘若将宪法第35条理解为保障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条款，那么接下来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保障政治性言论方面妥当地处理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的关系。因此，仅通过分析宪法第35条的句式难以得出该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以个体利益为指向、源于人权理论的个体自由条款。其立论依据如下：其一，许崇德教授对五四宪法第87条的说明中将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与对国家机关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相提并论，政治表达的实质即在于对政府提出批评、建议，而批评、建议权规定于现行宪法第41条之中未能落入宪法第41条规范领域的政治言论在宪法第35条的保护范围之内。

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中国宪法学界以许崇德教授为代表的诸多宪法学者都是从人民主权的角度分析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的，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保障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条款。

因此，将宪法第51条解释为仅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难以成立。孟凡壮，华东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 [1]参见徐会平：《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公民的控告权和赔偿请求权源自五四宪法第97条。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证是：印刷厂、纸厂、公共场所、街道、邮电和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都供劳动者和劳动的组织和团体享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10]魏德士强调指出，任何解释首先都是一个历史的研究任务，只有对规范产生历史和历史的规范目的进行解释，才能使客观规定的要求内容具有可能的清晰性。逻辑小前提为，宪法第35条受第51条的限制。

徐文上述第二个结论认为中国宪法学界并没有能自觉意识到关系论政治自由和本质论政治自由的区别，因此将宪法第41条保护的政治自由融入到了宪法第35条之中。[19]有学者将言论区分为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两种类型，认为宪法意义上的言论是指以政治表达为核心的公共言论。

我国宪法第41条属兼具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双重属性的复合性条款。[27]我国《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对此，宪法学界是否会将宪法第41条保护的政治自由融入到宪法第35条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字面含义的一般性理解角度分析，这一解释具有合理性。

针对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的性质，许崇德教授指出：宪法的哪些规定应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范围，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容争议的。[1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因为人民法院往往要宣告剥夺某个已被判定为犯罪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的内容必定是确定的。[33]持这种观点的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见解主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206页。

徐文第一个论据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涉及对公民有言论……自由的理解，认为这是一个以个体对权利和自由的拥有为重点的表述，因此条文中的自由应当解释为以个体利益满足和实现为指向的个体自由。当前我国公权力监督方面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避免把质疑者和监督者关进笼子里。

宪法第51条只是一个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条款，我们可以对这一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以此建构一个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的释义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除了派遣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种基本的形式外，人民应该有直接的自由权利对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表明态度。

因此，准备分两款写，第1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进入专题： 宪法学 言论自由 个体自由 政治自由 法条竞合 。

其二，当前中国宪法学界没有能自觉意识到关系论政治自由和本质论政治自由的区别，[31]给予政治自由观念以适当理论表达，从而将宪法第41条保护的政治自由融入到了宪法第35条之中，把政治自由降低到了个体自由的地位。前者为本质论政治自由，后者为关系论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在促成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意见讨论以及监督和制约国家公权力运行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32] 针对徐文上述第一个结论，存疑的是：个体自由一元观完全支配着中国宪法学界有关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吗？答案是否定的。

即使宪法第41条的批评、建议权和其他一般性政治性言论都受宪法第51条的限制，这也并不意味宪法对政治言论的保护强度一定会降低。[18]另一方面，将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解释为政治权利是出自全国人大的权威解读，具有高度的民主正当性。

因为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的规范领域涵盖了宪法第41条批评权、建议权和检举权的规范领域，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和检举权的保障优先适用宪法第41条。考察宪法第41条中上述六项权利的入宪史可以发现，控告权和赔偿请求权先入宪，之后依次为申诉权、批评权、建议权和检举权。

徐文第一个论据引用许崇德教授对五四宪法第87条的说明，意在说明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属于政治自由，进而推导出包含批评、建议权的宪法第41条属于政治自由条款。[39]陈明辉：《言论自由条款仅保障政治言论自由吗》，《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